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“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”问卷调查。第二大挑战为“贫富差距拉大，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”。中国的经济问题似乎已经变得一目了然：内需不足。解决之道应当是加工资，而老板又贪得无厌，只能依靠政府来实现一次分配，也就是由政府直接干预到劳资分配。用一句形象的比喻：通过政府的有形之手来改变蛋糕的分配比例。于是涨工资的问题变成为分蛋糕的问题。先不说蛋糕的所有权，政府有没有资格分，单就政府直接来分配蛋糕的可行性进行一些探讨。

 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“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，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。”[1]“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。”[2]有一道人们非常熟悉的题目是：如何保证切蛋糕的人能让蛋糕分得一样大小？答案是切蛋糕的人应当是最后拿蛋糕的人。只有这样的制度安排才可能让切蛋糕的人尽可能的保持公正，因为只有公正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。反之，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是切蛋糕的人是最先拿蛋糕的人，那么切蛋糕的人一定要让蛋糕有大有小，因为唯有不公正，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。可见，保证公平分配的关键是分蛋糕的人必须丧失各种形式的优先权。然而，在中国现实的制度安排中，分蛋糕的人对于蛋糕的获取享有无庸置疑的优先权。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决定了只有分配不公，才符合分蛋糕人的最大利益。

 讲到分蛋糕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土地行业。如果说前几年人们还将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希望寄托于官府，现在大概誰都明白官府才是房价猛涨的最大赢家。不仅如此，亦官亦商的央企一掷千金获取地王成为房价上涨的第二赢家。根据《胡润百富榜》的排名，２００９年中国十大富豪（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家）中有８位从事房地产业。之后，更有媒体报道其他一些从事房地产的富豪轻松超过首富。誰都明白，房地产业是一个官商勾结最紧密的市场。在中国土地行业，可以不夸张的说，财富的积累速度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官方的距离，距离越近财富积累速度越快。可见，分蛋糕者不仅自己获取了最大的一块，而且按照亲疏决定蛋糕的大小。因此，人民论坛杂志发起的“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”问卷调查。第一大挑战为“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”。一反腐专家称,据她的统计,今年落马的仅省部级高官,就已达15人之众。这个数字,足以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纪录。其中，首当其冲的腐败重灾区是土地行业。[3]誰也不会怀疑落马的只是极少数。

 比较而言，劳动领域算得是清水衙门，主要原因也在于没有多少蛋糕可分，因此也是门庭冷落。30年多年前，劳动部门却曾经是权力最大的热门官府，劳动部门中的第一大处便是工资处，企业哪怕有钱发工资也是需要劳动部门给额度的，插手一级分配，进贡的香客自然络绎不绝。今天的官员颇有些留恋当年的景象。这几年借着保护劳动者权益，劳动部门虽然扩权不少，但“苦差事”居多。如果能够直接插手一级分配，恐怕将取得与土地行业相媲美的显赫地位。

 当百姓们希望通过劳动部门实现公平分配时，有一种学说值得一提。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个人不仅在经济市场上是自利的“经济人”，而且在政治市场上也是关注自身权力和利益最大化的“经济人”[4]，他们倾向于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寻租（Rent-seeking）。从这个角度说，政府并不比其他机构更圣洁、更正确，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的缺陷一样严重。

 中国似乎陷入了悖论：“贫富差距拉大，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”，从这一命题出发，人们希望官府有所作为，然而官府一旦真的出手，可以预计的是我们会看到房地产一幕的重演，企业内部分配也得通过各种形式的贿赂官员来实现，“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”。难道我们只能在老百姓最不能容忍的两个问题中进行选择吗？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调整经济结构，其实中国最应当调整的是社会结构。

[1]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卷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，第292页

[2] 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8卷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，第307页

[3] “今年15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创31年来新纪录” 2009-12-27 08:12:29　来源: 人民网(北京)　

[4] 汪翔、钱南：《公共选择理论导论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0－51页。